写完《雷雨》之后，曹禺走了几个地方，目睹了社会的黑暗、腐败，那些梦魇一般可怖的人与事，化成了严重的问题，死命地撞击着曹禺，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正好在此时，靳以和巴金又来邀请曹禺写点东西，这样在巴金、靳以的鼓励、催促之下，就开始了《日出》的创作。靳以和巴金他们索稿很急，所以，《日出》写得非常之快。曹禺一幕幕地写，他们一幕幕地登，很像章回体小说的连载。有时，曹禺几天都不得睡觉。这样很快就完成了《日出》的创作。初看似乎是急急忙忙写就的，但实际上曹禺早就有了生活积累，只不过是靳以和巴金他们的邀请，加速了《日出》创作的过程，但他们的贡献，还是不应否定的。
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候，也就是1932年的暑假，他和两个外籍的教师去五台山和百灵庙旅游。在太原，曹禺亲眼睹了妓女生活的惨状。他说：“我在太原看到的妓院，那些妓女都是被圈起来的，她们的脸从洞口露出，招徕嫖客。我是第一次看到这副惨相。……像太原的这种妓院是最低级的，整天接客。那样，不到几个月就会死的。这是我最早见到的妓院惨状，那种惨象真是叫人难过极了。……就是这次太原之行，看到妓女的惨状，才激我去写《日出》，是情感上逼得你不得不写。”这样的人生世相，撞击着曹禺的灵魂，灼热着他的感情，搅得他不得宁贴，瞑眩不安，给他后来的剧作播下了种子。
中国旅行剧团在天津演出《雷雨》期间，一些主要演员住在豪华的惠中饭店，曹禺观看演出后，因时间太晚了，也就留宿在这个饭店。这一住，又使曹禺目睹了像陈白露这样的交际花以及围绕着她们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饭店的老板正是靠着这些交际花来招引“大人物”的，据说，当时有一个交际花，因为她的靠山破产无法还债而服毒自杀了。天津号称东方小巴黎，在这畸形的半殖民地的都市社会里，一方面是劳苦大众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方面就是上层社会的纸醉金迷，挥金如土。那些商贸买办、银行经理、军官、洋教授……，在大饭店里贪馋地向女人扑上去，演出了种种丑剧。
这一切都为曹禺创造《日出》奠定了深厚的生活基础。但是要想把这种生活表现出来，除了听说，看到之外，还必须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可是，像曹禺的身份地位，怎么可以去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呢？那么又有什么办法呢？不深入虎穴，焉得虎子！因此，曹禺只好冒险走一遭了。为此，还险些瞎了一只眼！他说：“情感上讲，第三幕确实是贴近我的心的，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折磨，伤害，以至于侮辱。我记得严冬的三九天，半夜里我在那一片荒凉的贫民区候着两个嗜吸毒品的龌龊乞丐，来教我唱《数来宝》。约好了，应许了给他们的赏钱，大概赏钱许得过多了，他们猜疑我是侦缉队之流，他们没有来。我忍着刺骨的寒冷，瑟缩地踯躅到一家鸡毛店（北方最破烂的下等窑店）的地方找他们，似乎因为我访问得太殷勤，被一个有八分酒意罪犯模样的落魄英雄误会了，他蓦地动开手，这一次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我得了这个教训，我明白以后若再钻到这种地方，必须有人引路，不必冒这类无意义的危险，于是我托人介绍，自己改头换面跑到‘土药店’和黑三一类人物讲‘交情’，为一个‘朋友’瞥见了，给我散布许多不利于我的无稽谣言，并弄得我多少天无法解释自己，为着这短短三十五页戏，我幸运地见到了许多奇形怪状的人物。他们有的投我以惊异的眼色，有的报我以嘲笑，有的索性辱骂我，把我推出门去。”
曹禺这段话说明，这次体验生活对他《日出》的创作是至关重要的，虽然为此付出了那么多，甚至险些瞎了一只眼，但终于令他看到了人间最黑暗的角落，犹如地狱般的生活。这是像他这样的阔少年、洋学生、大学教授闻所未闻的禽兽世界。他痛心地感到这些有“金子似的心的”妓女犹如一个个“可怜的动物”，在这里上演着“求生不得，求死不得”的人间惨剧。这在曹禺的心灵中搅起了巨大的波澜和风暴，成为他创造《日出》的道德伦理和情感支柱，也使他在生活的惨剧中找到了抨击社会的基点。这样，在巴金和靳以的邀请下，他就奋笔写下了这个“损不足奉有余”的四幕剧《日出》。
《日出》一问世，就立即“给中国文坛以极大的冲击，且博得广大的读者的赞美”。《日出》无论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进一步巩固了曹禺作为一个杰出剧作家的地位，更使他名扬文坛和剧坛了。
（选自《中国文学史话·现代卷》，龚宏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